Good Work 先從智慧眼鏡最難洗掉的印象開始:鏡框上的相機讓使用者不必拿出手機,也讓旁人更難確定自己是否正在被拍。影片以 Ray-Ban Meta 為主要例子;這款眼鏡在 2025 年賣出約 700 萬副,但商業上的成功並沒有消除「偷拍眼鏡」的疑慮,反而讓這個問題走進更多日常空間。
科技記者 Joanna Stern 在受訪時說,她曾花 100 美元,請一名改裝者在紐澤西的車庫裡鑽掉眼鏡的錄影提示燈,再以環氧樹脂修補外觀,整個過程約十分鐘。影片也提到,Meta 後來開始讓提示燈遭遮蔽或改動的眼鏡停用相機。原本用來告知旁人的小燈可以被處理掉,正好說明這類產品不能只靠使用者自律或一個硬體提示來處理隱私問題。
來源:影片畫面擷取自 YouTube/Good Work;原始片段標示 Joanna Stern
但影片沒有停在「智慧眼鏡就是偷拍工具」。穿戴式運算先驅 Steve Mann 認為,貼近身體的技術不該成為監控工具;問題在於,眼鏡要能看見周遭,才有機會協助使用者;但鏡頭一旦一直存在,偷拍、資料流向與旁人是否知情就會一起變成問題。科技公司想用智慧眼鏡把運算從手機螢幕搬進現實世界,卻還沒有回答誰能看見影像、旁人如何拒絕,以及使用者能否確認資料流向。
來源:影片畫面擷取自 YouTube/Good Work
真正改變影片方向的是 Perkins Library 輔助科技經理 Cory Kadlik。他是視障者,每天使用不同類型的智慧眼鏡讀食品包裝、文件與周遭環境,也協助年長的視障使用者閱讀報紙。這些功能帶來的不是多一種拍照方式,而是讓人不必一直依靠身旁另一個人,便能理解自己所在的空間。對他而言,問題不是要不要一律禁掉,而是禁令會不會連真正需要輔助的人也一起擋在門外。
影片最後沒有把智慧眼鏡判成手機的接班人。它目前仍不足以取代手機,多數用途也相當有限;但對需要視覺輔助的人來說,其中一些功能已經很實際。Good Work 留下的難題因此不是「智慧眼鏡好不好」,而是要怎麼保留那些能增加獨立性的用途,同時讓旁人不必先假設每個戴眼鏡的人都在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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